巴里坤清代新疆粮仓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说道：“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早有认识。清代近300年的历史，是世界急剧变革和动荡的时期。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活动，帝国主义在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新疆曾一再遭遇列强觊觎入侵、内部动乱及民族纷争的危局。不过，由于清朝在新疆广泛实施屯垦成效显著，基本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遏抑了内部动乱及分裂活动。
巴里坤屯田帮助清朝统一新疆
清朝在统一中原、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后，把统一新疆提上日程。而在统一过程中，尤其是与噶尔丹势力的战争中，清朝逐渐认识到后勤补给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皇帝分兵三路进击噶尔丹部，深入漠北3000余里，终于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追击噶尔丹的三路大军，仅用于运送粮草的大车就有7000多辆，每辆车用四匹骡马拉拽，使用畜力达3万匹，运粮队员1万多人，整个运送粮草的队伍浩浩荡荡达50余里。清朝最终消除准部势力，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后达68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草补给问题。
为了统一天山南北，彻底解除噶尔丹的威胁，清朝开始在巴里坤屯田。巴里坤，水草丰美，地处天山东部的哈密北部，是进出新疆的门户，早在唐朝就已成为屯田重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正月，清军进驻巴里坤后，将军席柱向康熙奏报：兵丁米粮不能接济，部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于是，康熙发布诏敕命令，先让500名绿营兵在巴里坤专事耕种，给予口粮、耕牛、种子，并指派专人负责屯田事务。此后，清朝不断加强巴里坤的屯田力量，共立二十三营屯田兵，形成了周围二百余里的屯田区。至雍正元年（1723年），巴里坤收获了青稞21060石有余，解决了巴里坤大部分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在乾隆统一新疆前夕，巴里坤已经成为新疆屯田的示范区和粮食供给最重要的补给地，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屯田的官兵达到1000名，屯种田地18700亩，不仅大量种植青稞，而且开始种植小麦、豌豆等作物，生产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巴里坤屯田，不仅稳定了清军在新疆的边防阵营，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他们的军粮问题，为统一新疆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后方基地和后勤保障。此后，清朝又陆续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屯田，这些屯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军长途运粮之累，最终使得清朝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了准部势力，统一了新疆。
屯田促进新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从巴里坤屯田开始，清朝揭开了新疆屯田的序幕。在屯田开发过程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稳定。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清代以来中国史上先后有三大长征奇迹——锡伯族西迁、土尔扈特部东归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三大长征奇迹中，清朝屯垦新疆时期就占了两个。土尔扈特部东归自不待言，是清代乾隆时期民族回归与社会融合的代表，而锡伯族从东北横跨近万里到伊犁屯垦的事迹更为可歌可泣。
锡伯族，原来居住在盛京（今沈阳）一带，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清朝政府从盛京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20人，携带在册家眷共3275人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这批锡伯族民众在满族官员率领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伊犁地区进行屯垦。途中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0余名，主要是后来追上的不愿分离的亲人和途中出生的350名婴儿。据传，当年乾隆皇帝曾亲口许下“六十年回故乡”的诺言，而今4个60年都已过去了，锡伯族仍然固守在第二个故乡新疆伊犁。今天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
除锡伯族外，清朝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从甘肃的肃州、安西、高台、敦煌、张掖、武威、中卫等地向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乌垒、奇台、昌吉、奎屯、精河等地移民7586户，进行屯田。由清朝组织的新疆屯垦移民，不仅包括大量的八旗子弟移民、绿营兵、陕甘贫民，也包括新疆乌什、叶尔羌、和阗、吐鲁番、哈密等地的维吾尔民众，这些维吾尔民众曾一度迁徙到伊犁等地进行屯田。不同民族的屯垦移民一起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共同生产生活，在此落地生根，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稳定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新疆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新疆官吏治理与新疆省逐步建立
新疆管理无小事，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乱。因此，清朝非常重视在新疆官吏的选拔使用。乾隆皇帝就有意识地把他认为可堪培养、可委大任的官员派往新疆，他认为：如果能在新疆“随事尽心办理”，必定是能成大器的人，“朕必加恩特擢”，从而让在新疆的官员看得见前途与未来。因此，这些官员在新疆任职期间，大都兢兢业业，恪遵职守，为屯垦戍边、维护地方稳定尽职尽责。乾隆一朝，很多督抚大学士都有在新疆任职的记录，并且成绩显著。当然，对于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撒谎诬陷，也要撤职查办。如，额敏和卓是乾隆皇帝非常欣赏的新疆地方官员，并委任其总理南疆事务。有一次，额敏和卓来京向乾隆报告说，喀什噶尔城的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为人贪婪，常常以权谋私。乾隆马上让人调查此事，结果是噶岱默特不仅没有以权谋私的事情，而且受人拥戴，这件事是额敏和卓有意陷害，以泄一己私愤。虽然额敏和卓在乾隆统一新疆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乾隆对额敏和卓仍予以免职处分，让他回到吐鲁番“安居静养”。
新疆屯田管理不仅为清朝政府培养了大批重要干部，而且还促进了新疆州县制和新疆省的建立。清朝统一新疆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伊犁将军府，在新疆实行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军事统治。随着屯垦尤其是民屯的开展，甘肃、陕西等地民众不断进入新疆，屯垦地域逐渐扩大至整个天山北路。为加强对这些屯垦区民众的管理，清朝逐渐设立民治机构。从1773年起，清朝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动新疆建立行省。1884年11月，新疆省正式建立，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将迪化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当时的新疆省下有道、府、州、县诸级。新疆省的建立结束了历代中央王朝在新疆长期实行的军府体制，使新疆与内地行政建制一体，政令一致，有利于新疆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
新疆土地得失，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
清代后期，新疆的土地有失有得，或者是失而复得，但都与是否屯田移民有密切关系。19世纪中期，以沙俄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大肆侵略，大清帝国割地赔款，贝加尔湖、外兴安岭、库页岛等地，以及西北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入俄罗斯之手。这些被分割出去的地区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没有进行屯田移民。就新疆而言，虽然清朝十分重视伊犁屯田，但也仅限于伊犁九城周围、塔城一带，而对于更为遥远的巴尔喀什湖一带，仅是羁縻而已。所以，当俄罗斯1862年在北京与清廷谈判割地条约的时候，俄方坚持中俄西北的边界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伦之外尽作为应给之地”。所谓“卡伦”，就是清军在边界常设的哨所。清朝在巴尔喀什湖、斋桑湖、伊塞克湖等水草丰美之地，既没有常设的驻军更没有进行移民屯田，因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三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兵侵入南疆，1871年，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地区。为收复新疆，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在战争中尤其注重解决战争后勤补给问题。因此，左宗棠一方面努力筹运粮饷，整顿军队，改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左宗棠在哈密的四个月时间里，组织军民大力改善天山的运输通道，修筑盘山路，并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粮草的困难。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下，张曜在哈密屯田积粮成效显著，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当时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在观看了部队军容军貌和后勤准备后感慨道：“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在逐渐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屯垦开发活动也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他设立善后局和分局，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并收留清军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从而使新疆一度中断的屯垦又逐渐恢复起来。《阿古柏伯克传》的作者包罗杰说：“中国收复新疆，毫无疑义，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亚洲发生过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时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乾隆出兵这个地区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队所曾取得的最光辉的成就。” 这个成就的取得，是与屯垦戍边的传统和实践分不开的。
文/张安福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原载于《人民论坛》（201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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