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方法与手段”进入美国思想界要归因于诸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这样的机构试图协调政策与资源的平衡关系。“方法和手段”这个术语最早是来源于英国议会程序中的使用，它用在战略上在我看来最合适不过。但这是相当近代的事情，起初是美国一位学者在研究美国国会惯例时使用了这个词。显然他不是克劳塞维茨。

我们知道，教条主义对战略思考来说是极具危害性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那些神化论证。教堂学者热衷于辩论在一枚大头针上能站多少个天使，好似这跟现实世界有多大关系似的。穆斯林学者喜欢研究有多少只骆驼能穿过大头针的针眼。有些战略学上的争论也像这般毫无意义。另一问题就是部分学者较之研究现实问题更热衷于此类虚无论证的趋势也令人担忧。他们用复杂语言表达晦涩复杂的思想，完全就是一种自我满足。幸运的是，这样的论证注定是无结果的。

作战

很多人对作战都有所了解，特别是西亚这两场久拖不决的战争发生后。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人们可以掌握大量最新的一手资料。不幸的是很多人不愿意把他们掌握的资料公之于众。原因有很多。坏的方面也是与之伴随的，人们更加相信他们亲身经历而来的一手资料，比如在研究如何运用武装力量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拒绝：“这不是我当时作战的方式”。“我不是这样打仗的”会成为一个严重制约学科发展问题。因此，一手经验很重要，但还不够充分。人们应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研究战争，反思自己的和别人的一手经验。我认为克劳塞维茨也会持有同样的观点。

我们经常见到战略学研究者也会写关于作战方面的文章。我曾在一本战略学著作中看到作者对不列颠之战的战术问题进行长篇累牍地讨论，这让我感到困惑不解。战争学研究同样也会遭遇与战略学研究相似的问题。这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正如上文所探讨的，这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时会在一些战争学著作中看到一些关于如何进行作战的实用主义建议，但是并没有给出好的理论解释。这是基于一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考。在缺乏理论支撑的情况下，这些思考仍然成立并是有益的。当然如果加上可靠的理论支撑的话，情况会更好。

关于战争学的核心问题，还是要看对它的定义。战争学是关于如何发展和使用武装力量的学说。这对于那些入门者来说有着直接的实用意义。我研究它、书写它、有时也会在课堂上教授它。对于战略学来说亦是如此。但是，能够从事战略实践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人。

观察与结论

我们采用了关于战略学的第（3）个定义，即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以及为达成既定政治目的的武力威慑。因而，在研究战略时不可避免要遇到以下四或五个问题：

1.政策目标是什么？

2.采取何种（暴力）手段最有效？

3.如何运用这些手段以达成总体政策目标或特定政策目标？

4.结果会怎样？

关于如何使用军事手段以达成总体性政策目标，这是作战学要面对的基础课题，而关于如何使用军事手段以达成特定政策目标则是军事指挥官和条令条例拟定者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上这些问题对战略学研究来说都是合法性问题。因而对作战的深入研究就是战略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要做出这样一个尖锐的结论。那就是，如果你在研究战略的时候不了解战争，那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废纸。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作战系的课堂讲授如何进行作战，他们都在开军事历史和国际关系等课程。有些地方讲授战略学，但他们也集中讲授上述四个问题中1、2、4。还有很多其他研究战略的人同样对作战知之甚少。如果你就是那样的人的话，请反思本文中所谈到的问题。

（艾玛编译自英国《战略杂志》2014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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