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政治机会分子
罗斯福从不花心思自我反省。弗林指出他性格的一个方面是：“以轻率态度处理自己知之甚少的问题。”对自己的寡陋无知，他丝毫不介意；他只关注事情的表象。
“从根本上说，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或经济哲学。他不是坚守基本原则的人（…）他对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的立场，不是出于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而是居于政治需要的左右（…）从任何意义上说，他纯粹是个投机分子。”
起初是一名无足轻重的学生，到后来成了一位富裕、英俊和受欢迎的都市年轻人，罗斯福大体以他温和迷人的性格而闻名。他天生就是政治家，也就是说，他生性狡猾、善于操纵和喜爱扯谎。对于公开场合的竞选活动及故作姿态，还有向公众作宣传灌输，罗斯福都颇有天赋。虽然有数百万人对他强烈憎恶，但不可否认的是，喜欢他的人远远更多，也有数百万人视他为救世主，犹如1933年6月18日《纽约时报》社论所言：“被上天派来拯救时局的人”。
政治煽动如果也是创造繁荣的有力手段，那么罗斯福也许就会在短期内将国家从萧条中解脱出来。但在1939年，即大萧条开始十年和新政开始六年后，仍有950万人（占劳动人口17.2％）维持着正式失业（其中300多万人被招进政府创造的应急就业项目）。罗斯福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但不幸的是，对于他政策下的美国人来说，他并不知道如何结束大萧条，除了“尝试一些事情”以外。而当某些尝试不起作用时，他就会换些其他事情来尝试。他的政治实验构想拙劣、削趾适屦，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运行，给资本积累增添了障碍，本来可能发生的全面复苏，也因此付诸流水。他的信徒当时崇拜他，许多人至今仍然尊崇他，把他当成伟大领袖。可对于迷途的干渴者，如果其领袖不过是带着他们在沙漠中徘徊游荡，那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遗 产
虽然罗斯福及新政支持者未能结束萧条，但他们极其彻底地革新了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制度和秩序，并改变了这个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使到了今天，新政淡出60年后，其遗产仍然存在，继续阻碍着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削弱着个人的自由。
一个人只消看看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图。在那里，他会发现进出口银行、农业信贷管理局、农村发展管理局（原农人家园管理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联邦住房管理局、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农村公用事业服务处（原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证券交易委员会、社会保障管理局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新政的后裔。每个机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干扰自由市场的有效运行。通过补贴、融资、保障和管制，将资源从消费者评价最高的用途中转移出来。每个机构都让经济效率低于原本可能的水平，而这一切都是为一种特殊利益或另一种特殊利益服务。
一旦新政于1933年至1938年冲毁堤坝，但凡可在国会赢得足够政治支持的政府计划，几乎统统有了先例。有限宪政政府，特别是在1937年开始的最高法院革命之后，不过是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往昔追忆中的事物。
实际上，新政以后，古典自由主义者从人数上极度萎缩，成了濒临灭绝的“物种”。新政遗产尤其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改变。从此以后，凡是遇到问题，事无巨细，真实的或想象的，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几乎每个人都会指望着联邦政府提供解决方案。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拟议联邦计划的反对者，可能会对其构成、人员或成本提出质疑，可几乎没人会以该计划本质上不适合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承办为反对理由。
H.L.门肯写道：“大多数人很快顺应了这一切，甚至包括被骗。一个时代降临了，江湖庸医的夸夸其谈犹如圣经文本一样，习惯成自然地，且不容置疑地，灌入大众耳中，从那时起，防止诈骗就成了一桩难上加难的工作。”新政之后六十年，新政倡导者创造的联邦政府以不断扩张且不劳而获为特征，而在美国人当中，有压倒性多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对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来说，罗斯福都赫然耸立，被视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可是，无论他的遗产影响有多么巨大，罗斯福都不配得到尊敬。他不是英雄。相反，他是个不择手段的政治投机分子，他利用美国史上一个纷乱动荡的独特时期巨大的内在潜力，借机扩大了他个人和党派的权势。他巧立名目，征税和支出，他对“经济保皇派”发出怒斥，装成平民之友，从而屡屡当选总统、盘踞政坛。但是，尽管他具有无可否认的政治实力，他实际上延长了大萧条，把一个臃肿而强势的政府强加给这个国家。从那时起，这个政府就一直在践踏人民的自由。
文/罗伯特·希格斯 译/禅心云起，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