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综合中国政治文化近代以来的演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这个过程不断地被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故打断，又不断地但缓慢地进行着。二十世纪以来，这个转折尤为突出。产生这种转折有多种原因，西方社会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的“示范”效应首当其冲。明显的是，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并没完成，处于逐渐递进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种向往或理想，现实进程更为蹒跚。“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

伴随着这个进程，是本土政治文化结构一而再，再而三有力地表现出来。近代至今，中国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遇到几番彻底转向。近代结构对古典结构的否定，首先使千年沿袭的价值系统受到威胁，新的价值系统开始移植进政治文化，生长发育，形成“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双重价值系统。更大的转向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近代结构基本上基于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价值系统，它本来与中国社会的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就有距离，所以根基不牢。最近结构是近代结构所依赖的价值系统的对立物，逻辑的结果是对近代结构的否定。于是，中国政治文化具备了三重价值系统，其中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排斥其他两者。最近结构发展，由于种种原因，走向片面，发展到极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在心理深层和意识深层为极“左”思潮及实践创造了氛围。这套偏向的价值系统通过政治权威和强制逐步建立起来，曾在中国社会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左”的思潮以至十年动乱，不仅有体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适应助长它的文化氛围。这应是最有启发的历史教训。

1949年后，近代以来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步伐放慢了。除了人们主观上否定以西方民主主义为基础的价值系统以及它不适应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原因之外，还有更为神奇的原因。深究之，西方民主主义源于法学世界现，即将国家与法规视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这和它从封建社会产生的条件有关。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法学世界观，它是一种社会学或经济学世界观，即注重市民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内在机制和内在关系，注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表现的社会形态，政治和政治文化被确定为受前者制约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超越这种价值系统，从更广阔的层面改造社会，推进人类生活，力图通过变革广义社会文化（包括经济文化和生产文化）变革社会。在这里，跨过一级台阶就可能产生迥然不同的结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力图超越的那种价值系统。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被无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发展环境，继续生长，甚至介入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表现为一些奇特结合与联体。一些古典结构的东西挣脱了近代结构对它的压抑，变换形态在可能的空间复生。制度因素不发达，社会有序就得依靠文化，这是非常现实的，并非有意识的选择和设计。这一历史跨步一方面使人们越过了反对封建主义的阶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超过历史条件追求未来社会的价值系统。只有经过了历史考验和现实的风风雨雨之后，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文化建设上应何去何从：其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实情确定立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合乎实际的定位；其二是清除封建主义残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言，现在应当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

近年来，中国政治文化进入最有意义的转变时期。这场转变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变。既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得到或面临全面的改革。文化形成体制，体制也可形成文化。三十多年来高度集权体制形成的文化氛围在这场改革中必然会转变。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场变革的意义不亚于以前的变革。只不过它刚刚开始，至于结果如何，还有赖于具体进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中国社会的各项生活原则，意味着对以往主导原则的再检讨。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一种再造。这便是政治文化的转变。这场转变较为全面、深刻、彻底，原因有二：一是对1978年前形成的极“左”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否定，二是对整个最近结构的再检讨。在既存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发生转变的条件下，政治文化的转变是必然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恢复了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演进。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变革和健全体制为目的，与以往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政治发展途径不同。当然，究竟哪一种更适应中国社会，则是一个有待探讨和实践检验的问题。

中国政治文化处在转变之中，过去的成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新的成份正在产生。处在这样一个转变阶段。就会具有许多转变初期的特点。其中最根本的是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价值系统在辞旧迎新，旧的被否定了，新的正在形成。目前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一）政治敏感性高。这是由长期的熏陶培养出来的。一项民意调查统计表明，参加调查的94.22％的公民赞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54.14％的公民对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感到骄傲，分别有74.95％和85.65％的公民对“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爱她”和“如果国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背叛她”表示反对，表现出中国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恋国情结”。（二）政治认同低，虽然政治意识高，但对政治体系和政治价值系统认同不高，这是因为这两者本身就处在变化之中。表三和表四证明了这一点，认为要改革政治体制的在表三中达72％，在表四中达66％。表五表明了公民对政治领导的看法，认同水平也不高。这里有一种悖论：一方面长期培养了公民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又缺乏认同对象。这一矛盾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现象，以及一些政治心理上的浮躁和行为骚动。这也是转变时期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这个情况，以促进政治文化的转变。（三）政治知识差。政治知识指对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的认识。由于政治文化本身始终处在转变之中，严格的、科学的政治知识正在孕育，政治知识差可以想象。以往的政治知识已不适用，也是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政治社会化程度低，表六显示了这一点，知道宪法的达75.15％，但了解最清楚的只有1.60％。在其他各个方面，情况也不例外。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的发展。（四）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对政治体制或政治权威的归属感、眷恋感淡薄。由于一度的政治动乱和政治体制的自我革新，人们一般对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这是政治文化转变时期的必然现象，表三、表四、表五均反映了这种倾向。另一项抽样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人74.4％认为没有政治民主，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不能算真正的现代化，81％的人表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在新旧体制交替时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对一种体制的感情，要看它的运转以及它所带来的实际成效。以上四个特征是中国改革大环境的产物，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它们有助于新政治行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利之处在于它们无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行。在目前的条件下，应当充分认识这种政治文化结构可能带来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作用。

这并非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弊端，而只是转变中必然会出现的状态。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正萌发着前所未有的新成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创造精神、平等精神、竞争精神等因素已有一定程度的弘扬。这对中国政治文化和实际政治的发展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

言政治文化处在转变之中，就是言政治文化处在发展之中。依据前面分析的各层结构，我们可以剖析一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政治文化的发展，必会涉及政治文化的历时性结构和共时性结构，涉及其功能结构和成份结构。在实际生活中，这些结构不可分离，是总体性的转变。总结历史变革，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还是倾向于走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的道路，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转变使之更加明朗化了。不过，这只是其目前阶段的走向。

客观地说，“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各有千秋。哪种政治文化更适应中国社会，要参照社会特点、民族特性、心理特征和政治状况等因素。最新转变前中国政治文化的结构包罗了一些消极或非现代的成份。“左”的思想长期存在，封建残余萦绕不散，新旧因素汇合，造成一些特定的属性，如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薄弱，政治责任感漫漶，参政意识朦胧，权利观念淡薄，权力意识畸形等等。政治文化的发展就是要克服这些成份，纳入积极的、民主的、创新的成份。问题可以归结为：创造能创造新行为的社会文化，改变能改变行为模式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更新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优越性的重要条件。

政治文化可以分为认识、情感、评价和态度等几个方面，但这些方面并非等同的。一种政治文化的形态如何，最关键的是支撑其骨骼的价值系统如何。从哲学分析来说，还可以进一步追寻价值系统的源头活水。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一直处在转变之中，基本原因就在于价值系统不断新陈代谢，而且速度太快，间隔大小，不等一种价值系统渗透社会政治文化，新的价值系统已经取而代之。如杜维明先生所说，中国的近代历史有着许多断层，每隔五年十年就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转折或折腾，各个断层时期构成其复杂的多层传统文化心理，使得现代中国人缺乏一种统一的、明确的、持续的历史感。时下处于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还不能说确立了确定的价值系统，由于这个原因，才产生了我在第四节中分析的种种现象。传统的价值系统，近代的价值系统都没有生根，也没有消弥。至于前者，原因恐怕在于人们没有找到扬弃传统的真正有效的途径，也没有具备充分的客观物质条件；至于后者，原因恐怕在于它没有找到适合的土壤。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也在自我更新之中，没有转入相对的稳态。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基本上围绕着最近结构的价值系统展开，一旦这个主轴变动了，整个政治文化就势必要转变。假如新的价值系统不能较快构筑，政治文化就会失去集聚的核心，发散开去，从而产生种种消极结果。

因此，对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来说，当务之急是形成新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不是凭空臆想的，它一方面要符合客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能够从更高的高度催发出推进客观发展进程的文化氛围和精神氛围。只有新的价值系统建立并充分社会化了，前述状况才会得到改观。从构筑价值系统来看，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面临三项任务：

第一，认真反思共时性结构，探索古典结构、近代结构和最近结构价值系统的精华与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古典结构中代表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继承和发扬，将其自身具有的变通性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使近代结构中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点，找到生长的机制；弘扬最近结构中表现人类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执领价值系统。唯其如此，这三者才能有机结合，水乳交融，摆脱长期以来存在的相互不适或相互排斥的局面，以将本族和外族、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统一起来。

第二，积极改造共时性结构。不论是共时性结构的哪一种，或按照何种方法分类的共时性结构，都应增添新的成份。新的成份的萌生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现实社会的发展和推动，二是来自人们的注入和推进。从目前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具体进程和具体要求看，中国政治文化需要扩张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法制等成份。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这些成份将会增长，并坚固起来。

第三，切实铸造价值核心。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围绕一定的价值系统去生长和发育。中国政治文化目前面临的首要工作是铸造价值核心，也就是价值系统中的中坚概念。要不然，政治文化的发展，就会象杜威所讲的那样，由“习惯、成见、阶层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等去决定了。”长时间中，中国政治文化存在的一些问题均与价值核心不稳定有关。价值核心其实并非高不可及的东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几个概念。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形成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基本价值核心，从而在几百年时间里培育了一种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的核心观念也主导了那时的政治文化。但最近结构中缺乏这样的价值核心。言其没有形成，有多层含义：一是在原则上没有形成，二是有的话也没有传遍政治文化，三是没有实现代际传播的价值实体。建国之后，一直在批判古典结构和近代结构的价值核心，对于塑造自己的价值核心注重不够。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超越法学世界观的，但在从未有过法学世界观的中国，它带来的结果并不都是积极的。所以，今天铸造价值核心，就是把握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的总体过程，选择有利于这场转变的核心概念。

政治文化不能独自转变或发展，需要现实物质运动的基础。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走向。中国政治文化历来是“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本质上反映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伦关系。梁漱溟先生言，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二者一致而不分；张岱年先生言中国哲学合知行、一天人和同真善；王亚南先生言，中国的家族制度、社会风习与教育思想成为政治制度内部的“一种机能，一种配合物”。他们都将中国政治视为与文化水乳交融的东西。尽管中国政治文化自古至今沧桑巨变，但不能说全然改观。时至今日，这种机制仍然存在，并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的大幅度推进，这种状况将发生有史以来激动人心的变革。可以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将会获得更为广大的更新基础。

作者：王沪宁 来源：《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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