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马文化的摇篮

从野马被驯养到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战争的工具，马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也因为战争的需要，马在人们心目中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以各地兴建的“马神庙”为例，马曾作为神灵被人们供之敬之。

在远古的年代，马被作为牲灵用于祭祀活动，马的躯体和马皮则用于肉食和御寒。后来因为马温良、雄健、刚毅的特性，被逐步用于生产生活，成为人类借助外力交通运输和农业耕作的工具，从此马从祭祀和肉食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生产力。人们用马掌、马嚼、马鞍对马进行“武装”，使马的驮、乘、挽功效较之前提高了数倍。在烽火连年铁血争锋的古代，唯独马才具有的性情温顺、骑乘神速、驮载负重、挽驾耐力的功效，自然而然地在战争中被利用，使冷兵器时代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大国乃万乘之国，小邦乃千乘之国”，因为拥有了千军万马，使国之军威大大增强。无数英雄豪杰驰骋疆场威震河山鬼神泣，又何尝不是千军万马血与火、灵与肉、信仰与追求交相辉映的英雄史诗。于是乎人类与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马文化。

《周礼·夏官·司马》有“七尺为马，八尺为龙”的记载，马因此被称为“龙马”。《易经》中，乾卦象征阳刚，因而被称为“龙卦”。龙卦象征刚健猛进的精神，因之称为“龙马精神”。《尚书注》有：“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的瑞应。因此，从朝廷官府到山野民间，从天子王侯到布衣平民，无不对龙马敬若神灵，对良骥神驰心往。相传周朝时，穆王乘八骏西游昆仑，西王母移驾百花池，与穆王宴饮承欢，眸询何日重来？李商隐作《瑶池》诗，将“八骏”之神速描写极致；徐悲鸿作《八骏图》，将“八骏”的神采描绘得栩栩如生，也使马绘画艺术创作达到巅峰。周孝王因秦非子养马有功，封地作为奖赏。春秋时，有个名叫孙阳的人识千里马，曾为楚王选得良马而始称伯乐，自此千里马与伯乐的人才观万古垂青。秦始皇对追风逐电的“七骏”，宠之若稀世珍宝，爱之若掌上明珠。从今天秦始皇兵马俑的庞大规模来看，兵俑盔甲严整，矛戈锋锐；马俑鞍辔整齐，严阵威武，如此宏大的壮观阵容，表现出秦始皇兵强马壮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的壮志雄心。再从东汉时期镇守河西的军事长官墓葬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来看，骏马矫健腾空、飞燕流星电闪，和兵马俑的马俑相比，更显马雕塑艺术的精妙绝伦。东晋时，安帝司马德宗得日行千里的宝马，特封马为“扬威将军”。唐太宗李世民酷爱良马，君臣出猎，骏马成群，宫廷牧监孳养御马称“昭陵六骏”。唐太宗作《咏饮马诗》云：“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侍臣杨师道附和《咏饮马应招诗》曰：“清晨控龙马，弄影出花林。”李峤作《咏马诗》云：“天马本东来，嘶惊御史骢。苍龙遥逐日，紫燕迥追风。明月来鞍上，浮云落盖中。得随穆天子，何假唐成公。”唐太宗至死与马相伴，将开创帝业的六骏，刻为石雕排列陵前。宋代时将中国象棋完善成型，从棋中“车、马、炮”的运用来看，马在古代战争史上有着显著历史作用。古代有关马的名人掌故、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不胜枚举。

但真正把马文化推向高峰的，当属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山丹大马营草原，自此便成为中国马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摇篮之一。汉武帝尚武爱马，因为国防的需要，他对“天马”梦寐以求，为求良马寻遍西域各地，终得“汗血宝马”，继而将良马的标准定格为“天马”。并作《天马歌》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汉武帝得良马，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马踏匈奴一雪国耻，开疆拓土设“河西四郡”，成就夙愿。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以祁连山形造墓，辅以“马踏匈奴”石雕烘托，以此为无数英勇将士铸就历史丰碑。而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男儿当死于疆场，以马革裹尸”的豪言壮语，正是中华民族“龙马精神”的具体体现。

自山丹军马场成为皇家马场起，便在中国战争史上闪亮登场并步入中兴之途，“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使马的繁育规模得到空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马场牧马人，为祖国培育良骥骏骐，倾注了全部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大量繁育屯集军马，引进西方优良马种，改良选育出中国独有的山丹马。山丹马刚健昂扬的品格，形成了一种威武不屈、奋发有为的马文化，渗透在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融入了中华儿女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之中，成为中国马文化的升华和中华民族“天马精神”的真实写照。

文/林茂森 来源：《甘肃日报》2017年9月12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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