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一封信,为军委扩大会议升温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会前酝酿时,军委委员黄克诚大将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话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定了调子。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5月30日的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5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6月7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9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6月20日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会场也从军委驻地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转弯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毛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
6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漫谈我军历史,其中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历史事例,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6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刘伯承认为红军的战术应该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是在党内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毛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彭德怀远不如林彪能体察毛泽东的内心。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有了毛的定调,刘伯承作了检讨之后,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但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萧克回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一些历史问题和恩怨也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发言者说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纲。本来这些问题与教条主义没什么关系,却成了会议批判的重点之一。结果,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赶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代价。
历史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军队建设,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欲速不达。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发展水平,从而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战争。如何借鉴外军经验,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
3.军队建设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与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这样的历史悲剧,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思。
(本文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作者:刘统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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