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里，执政者对公共品的依赖则导致了叛逆代价的最小化，政治忠诚的沦丧度也就更高；在独裁制和君主制里，执政者对私人品的依赖导致了腐败和寻租更加普遍。都知道“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殊不知，在独裁制里，腐败才是常态，不腐败才要亡党亡国，这就是完全推翻常识的“政治生存的逻辑”。

在独裁制里，给“执政同盟”和“遴选集团”的恩惠比给普通大众的恩惠更有利于巩固政权。正是由于执政者的政治生存取决于直接随从者的支持，有利于社会繁荣的执政者未必能更长久，而有利于个别得力的利益集团的执政者，则反而能“长治于不安”。这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利于大众的政权更长久”等信念或“骗人鬼话”恰好完全相反。残酷的现实是，坏人总是当道，因为坏人总有制度优势。独裁制里“执政同盟”的小规模和“遴选集团”的大规模，绝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执政同盟”与“遴选集团”的比率越小，独裁统治就越容易成功。顺便指出，印度民主问题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执政同盟”的规模太小，种族、宗教和利益裙带关系太普遍。如果你追随权威，认为印度会因为民主而“有较好的后势”，那你就已经上当了。

很多人对独裁制里的“假民主”大有反感，但其“遴选集团”表面的“民主伪装”决不仅仅是为了骗人的，它有一种“彩票效应”，它提供了一种向上流动的激励，它能使独裁统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合法性。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比“向上流动性”小的君主制更有吸引力，也只有这样，独裁制才能与“向上流动性”大的民主制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每一次的民主浪潮之后，总是出现一次独裁的回潮。这里，说民主有制度弱点不是对民主的一种批评，自由主义者无须在这个地方反驳说“哪一种制度没有问题”，说民主有制度弱点，实际上是独裁制对民主制的嘲讽，独裁制利用的正是民主制之下人性弱点的袒露无遗，因为民主不仅导致“政治忠诚”大幅度贬值，还导致有“权力意志”的人获利份额的大幅下降。

所以，有“权力意志”的人最喜欢独裁制，因为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对他最有利，只有独裁制的制度结构最能使他逃脱坏政策的责任追究。尼克松有独裁的野心，可惜却投错了胎，民主制不能容忍坏政策和独裁者；民主制对政客的“忠诚短缺”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忠诚”，民主制只能容忍对“不在场”的别人和后人实行坏政策，不能容忍对选民主体的坏政策，所以赤字公债是“在场者”兴高采烈的“社会祸害”。企图给独裁统治出谋划策的人，企图使独裁统治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人，如果他不理解这个逻辑，他就会枉费心机，是“无才不遇”而不是“怀才不遇”。

由此可见，仅仅看到社会的动荡和腐败就轻言“失道寡助”和“政权长不了”，显然是极其肤浅和一厢情愿的。在这里，“集体行动的逻辑”正好有助于“政治生存的逻辑”的分析，因为，社会大众与独裁统治对抗时，在行动和偏好的协调两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成本问题，而统治者在统一行动和瓦解大众偏好上，正好有极大的成本优势。独裁的长命来自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又基于“政治生存的逻辑”；所以不是独裁压迫的力量太强，而是压迫的制度太有逻辑优势。只要不象希特勒那么疯狂、太过分不“讲理”、太侵略自毁，独裁者的坏政策就是好政治，而独裁者的好政策则反而会是坏政治，因为他只需要收买强势支持者的人心而不是弱者的人心。在“长治于不安”的逻辑里，弱者不需要特意的收买，只需要偶然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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