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继续从投资、消费和外需三个领域做文章，很难遏制经济下行，所以要做“供给侧”
但是这个战略实施起来速度并不快，而且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多分歧。比如中国要不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我们的劳动力成本现在是什么状态？有专家说，要降低劳动力的工资来增加投资的收益。劳动力成本过高有三个因素：工资、冗员、社保缴费。首先是冗员，企业应该裁减的工人裁减不了，社保体系承接不住，所以只能由企业维持。这解决的方法就是减少工作小时，让八个人干五个人的活，所以冗员的工资占了很大一部分。然后是社保，我国社保缴费率按照法定标准是45%，在全世界比例都是偏高的，与美国相比，我国企业要承担的养老保险缴费率就高出了一倍。但这个不合理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延续到市场经济以后，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前，所有职工不交社保，企业也不交社保。结果这些人退休以后领钱时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制定社保的时候，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社会保障分省统筹，中央不统筹，因为中央财政没钱。第二，增加缴费率，不但要把自己以后领的钱交上，你还得承担以前没有交社保，现在要领钱的人的费用。我们的劳动力成本高，社保缴费率就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缴费率是按照标准工资来计算的，而经济下行导致很多企业劳动小时减少，工资也相应减少，但是社保缴费率的比例不变。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的格外突出。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个负担对企业和职工而言都偏重，所以去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个任务：要研究社保体系全国统筹、降低社保缴费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水准的居民收入，绝不是三五天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从2012年十八大以后，一直到2015年这三年期间，我们基本上还是从投资、消费、外需这三个领域来做文章。但是去年年底我们对经济走势已经做出了判断，如果仍旧只从三个领域来考虑，经济下行的趋势可能会很难遏制，因此我们把工作重点调整到供给侧。所以下行的经济走势和供给侧还是关联的。
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都很难，但“去产能”是最难的
那么供给侧要做什么事？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补短板最容易说明，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人不愿意买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而是从日本市场上买中国生产的日本马桶盖。因为日本的马桶盖质量检验极其严格，质量一定过关，而中国市场上的马桶盖各种指标不合格。这就是一个企业的文化。所以补短板就是把中国有需求且不得不买的东西更多的实行“进口替代”。
去库存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房地产，一个领域是农产。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量很大，一些二线城市的房子也卖不出去，要消化这些过剩房地产，政府就要投入资源。因为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商中间已经收回了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费，但是只有把房子卖出去才能收到税费。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税费里面拿出一部分，用各种办法使得房价有所下降，那一定会扩大很多领域的销售，比如电视机、电冰箱、床上用品等等，这时候政府还会收回一定的税收。因此我认为在去库存上，核心就是政府要提供各种资源。
第二个领域就是农产品，我们农产品现在出现一个非常损害社会财富的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玉米，我国玉米收购有补贴价格，比进口玉米价格高很多，所以去年农民把生产的玉米全部卖给国家储备，那些玉米两年以后就变成陈化粮，陈化粮就只能做酒精之类。中亚国家的棉花比新疆的棉花要便宜很多，但是我们不进口，因为如果进口了中亚的棉花，新疆的棉花种植就会被摧毁。农产品去库存和三农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要去库存就要降低农产品的补贴，但这样一来农民收入就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现在的一个办法就是，国家把给农产品补贴的钱砍掉一半，然后用到农民的社会保障上。这样的一个结构调整，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还减少了我国收购农产品这种社会财富过剩的损失。
接下来是去杠杆，现在整个中国的杠杆率是比较高的，包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居民资产负债表，后面有很多可以讨论。当前议论比较多的热点就是债转股，因为杠杆率降低了，变成了股票投资，债务就降低了，那资产负债表马上就可以改善了。当年商业银行债转股就解决了股份制改造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央行拿了14000亿把商业银行的不良的资产买了，成立了四大公司去处理这些坏帐，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改善了，然后股份制上市、赚钱。而钢铁行业代表认为，钢铁领域和商业银行一样，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领域。既然对商业银行可以债转股，那钢铁行业也可以债转股，这个意见得到相当多企业的支持。但是债转股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商业活动。原则上说，只有对那些有前途的企业，判断实行债转股以后，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使资产负债表改善，获得高速发展才可以债转股。如果对这个企业的未来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就实行债权股，将来资产缩水，债转股可能比坏账还要厉害。所以这就是市场化的债转股，成不成功取决于债权人对这个企业前景的判断。所以去杠杆这个问题，当前争议最大的就是债转股，规模和下落都要看几大银行的决议。而且按照法律，中国的商业银行是不允许做投资的，不然债转股变成股权投资了，这是违反商业银行法的。所以去杠杆的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够完成的。
但目前来说去产能是最大的问题，在“三去”里排第一位。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非常普遍，钢铁行业产能是12.5亿吨，去年生产7亿吨，出口1亿吨，而今年出口额大幅度下降。煤炭就更严重，煤炭统计的产能是57亿吨，去年实际生产36亿吨，有20亿吨产能过剩。但是，一方面是20亿吨产能过剩，一方面中国还在挖煤矿。所以，这两个行业的产能运用率非常低。这次国家已经制定出这两个行业去产能的指标，钢铁行业定的是一亿吨，煤炭行业定的是5亿吨。最近有个专家对这两个指标做了三个评价，我非常赞同：第一，这个指标并不高；第二，这个指标虽然不高，但实现起来也很困难；第三，就算是实现了，产能过剩这种趋势也没有多大改观。所以现在的去产能之困难就可以从这三句话体会到，任务非常重。而且这里还面临一个问题：目前的制度环境还承接不了去产能。一个原因是，去产能就得关矿井，关矿井职工就得下岗，职工下岗就要给一笔失业保险，但社保局又没这么多钱，向商业银行借款又会造成坏账，这个后果承担不了。第二个原因涉及国有资产，如果真要关了几个矿井，那它的资产肯定会缩水，国有企业资产缩水这个事到底行不行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要想真正把去产能落实到位，光靠企业本身是解决不了的，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其他领域的制度和政策来支撑。但现在很多制度和政策还支撑不了，所以去产能是我们供给侧改革最核心、最主要、最难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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