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宪法诞生的1890年代，人们为它感到惊异—这是一种非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但明治宪法的模板并不是英美，而是德国，强调的是臣民的责任，而不是公民权利。于是，美国人告诉日本人，必须修改宪法。日本人成立了委员会，尽心竭力地对明治宪法做了装饰性的修改；很自然的，美国人看后不满意，说这还是一部威权主义的宪法。麦克阿瑟说，那么让我们给日本人一个宪法草案，教给他们什么是进步的民主宪法。这无疑是一种极有野心的改造方式，他们将旧的明治宪法掏空，填入英美和欧洲的民主理念，这部仅用两周时间完成的宪法神奇地将君主制、民主理想和和平主义结合了起来。当然，这部著名的战后日本宪法也给之后的日本政策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总之，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对日本进行了重大的彻头彻尾的改造，但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日本旧有的官僚阶层没有被打破，虽然官僚统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军队系统被取缔，但强大的中央官僚统治结构被保留了下来—随着军事系统被取缔，经济部门变得无比重要，金融部门，后来的通产省都是如此；二、天皇制度得以保留—麦克阿瑟告诉美国政府，不能动天皇，而当时和此后也很少有学者对此强烈批评。
东：麦克阿瑟本人是否对天皇持有好感？
道尔：的确，麦克阿瑟对天皇做出过很高的评价。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是否口心一致，麦克阿瑟是一个极富领袖魅力的表演者。他很聪明，同时也很保守。他认为他是战争的英雄，也应该是和平的英雄；他甚至想成为美国总统，他在1948年进行了尝试但失败了。不论怎样，他保留了天皇，同时这就需要掩饰天皇的战争罪行。这是我在《拥抱战败》书中强烈批评的一点，在麦克阿瑟的帮助下，天皇被与军国主义分子隔离开来，从战争责任的讨伐中全身而退，毫发无损。
我的观点是，日本战后的民主的确有问题，但美国的民主也有问题。我曾经参加国会听证，当着国务院、CIA和各种各样的人，被问及“日本的民主是机能失调的（dysfunctional）吗？”我说：“你什么意思，难道美国的民主是机能良好的吗？”这完全没有意义，老派的观点永远认为我们有机能完美的民主制度，可实际上它问题丛生、派系斗争不断。
东：民主化的问题之外，在您看来，非军事化的政策也带来了重大问题？
道尔：非军事化首先意味着惩罚—将大批军事人员从政府中清洗，通过远东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审判，也就是东京审判。但那是一次非常可笑的审判，因为审判以最终确定28人为甲级战犯而结束，但其方法完全不同于结构性、制度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人们之前想改变日本社会的性质，改变宪法，改变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因为这些才是产生日本军国主义的土壤。审判初始也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比如“反人道罪”、“反和平罪”等理念的引入，对战争领导责任的追究，等等，但实际审判的结果却好像只是对那二十几个人轻飘飘地说，你们有罪。东京审判留下了巨大的有问题的遗产。一方面，这是美国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例子；另一方面，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被过于简单地政治化了。
非军事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甚至不得拥有宣战权。美国人提出这点，日本人只能接受，他们做了种种细微的修改，但不被允许进行重大修改。日本的战后宪法在1946年制订，1947年起实施，至今没有任何修改。原因有，一方面，修改宪法需要获得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才可启动全民公投，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人民迄今为止坚守着当初理想主义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理念。
东：外部大环境对此阶段美日关系的塑造也不可低估吧？
道尔：是的，在讨论战争罪犯、非军事化等问题的同时，1947年、1948年开始，冷战影响到日本。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马歇尔计划、苏联核武器的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的建立，等等，导致德国和日本分别被着力复兴以成为欧亚的反共堡垒。所有一切对日本改造的注意力都转向了重建，日本被重建为美国的冷战伙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本不得不成为美国的亚洲军事部署的一部分，冲绳被建设成为军事基地。
在日本国内，一场“赤狩”（Red Purge，红色清洗）运动随之展开，日本共产党、左翼人士、激进知识分子等人被从工会中清退。日本从一个需要被控制、被去军事化的敌人，变成了一个被鼓励从经济和战略上复兴的伙伴。日本的赤狩运动，对工会活跃人士和左翼人士的压迫与打击跟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几乎同时发生。麦卡锡运动兴起自1950年，朝鲜战争之前，这位参议员以他的名言“美国政府中充满了共产党人”被人们牢记。在各种政府机构遭受审查之后，1952年起，麦卡锡主义的反共行动从反对共产党到反对进步人士、反对“太自由”的人士，并转向了学术界。美国主要的学术组织开始遭受审查，比如，著名的学术研究型国际关系组织、成立于1920年代的“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由于经常发起、组织关于亚洲研究的会议、出版、政策论文发表等活动的组织，遭到麦卡锡主义的严厉攻击。
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一些学者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1956年，反共人士在秘密听证中指称E. H. 诺曼是共产党人。那时的诺曼是加拿大驻埃及大使，并且实际上在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诺曼可能只是在大学期间参与过共产主义社团的活动，但在冷战的环境下，指责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局面和巨大的压力，诺曼最终自杀。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主要的学术组织也未能幸免，受到了巨大的指责和压力，失去了财政来源与合作伙伴，并最终解散。
日本做对了什么—“现代化理论”日本学
东：但不论怎样，二战后美国的日本学，或者说东亚研究是快速成长的。
道尔：是的，1950年代起，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纷纷在一些大学中建立，包括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开始它们几乎很难拿到研究基金，因为类似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麻烦缠身，它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不能表现得“太进步”或是“太自由”。但同时这些研究机构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非常杰出的学者，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二战中、朝鲜战争中、包括此前的传教士子女在积累了相关的语言和文化训练之后，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到了1960年代，赖肖尔等杰出学者使这个领域得以确立，并且产生了一批非常出色的学者。这一时期的问题在于，学者必须非常小心地避免批评政府政策，否则，很可能惹火上身，落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下场。当我还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老师们甚至从不谈论E. H. 诺曼。
具体说到日本研究，学者则对日本的认识更加深刻、丰富，也更加正向。更加正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日本和日本人有了更多的接触，看到日本不仅仅是狂热的“猿人”和野蛮的场景。并且同时，1960年代起，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学界对日本的问题意识，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的“日本做错了什么（以导致亚洲太平洋战争）”，转向“日本做对了什么”，即如何成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方法主要变成了对日本的经验性研究，利用现代化理论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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