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奉命协同高岗，进驻苏联占领的东北。这里经过日本人的多年建设，号称东方鲁尔区，年产飞机上千架，军事工业超过了关内各省总和的两倍以上，质量更不是大后方山沟里的小厂所能比拟的。东北兵员吃大豆成长，人高马大，面对喝稀饭吃小米的关内士兵，犹如俄罗斯水手出现在南印度港口，看待后者的警察如同看待小孩。
国共双方都看到了东北的重要性，但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苏联为共产党开放了海陆三路，国民党依靠的营口和葫芦岛远不能跟大连相比。他们姗姗来迟，主要的资源已经掌握在对方手中。仅仅苏军第一、第二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包括：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曾克林后来回忆说，他们在苏家屯仓库“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不仅装备了自己和到达东北的其他部队，而且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仅子弹和炮弹就有五百多万发。”大连兵工厂日夜开工，将重型炮弹送往华中，否则徐州的战役是根本不可能展开的。
除此之外，林彪还获得了一份厚礼：关东军宿将老兵和日本技术人员。由于日本在“满洲国”推行的全方位高层次建设，这批宝贵的人力资源比阎锡山在太原招募的数千退伍日军重要得多。山西的日军只是战时的军人，只有个人的军事素质可以利用。林彪的日本人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包括了军人和各类技术员，能够提供一个工业社会的完整支持。新的战争一旦爆发，这些资源就会给林彪一方投下决定性的砝码。
1948年9月29日的《纽约时报》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例如满铁技术员家庭的孩子砂原惠参加了土改、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村义光留在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病院。1949年，东北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起源于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林弥一郎在回忆录《我与中国》当中说：他筹办了东北航空学院，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抵是他的门生。这段因缘构成了日中和平友好协会的传奇，林弥一郎后来担任该会会长。
林彪对这些日本人关爱有加，甚至为了照顾他们的饮食习惯，把珍贵的大米留给他们吃，让自己的战士吃高粱米。当然，这些战士大部分也是东北本地青年，在日本统治下接受了比内地较好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在自己的学校和军队里早已习惯在大米的问题上让着日本人。四野百万大军当中，只有几万人是关内和苏联派去的外来干部。
周恩来于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他们的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