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途中的运粮队伍

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阿古柏

全歼敌人，安抚同胞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指挥各军入疆。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天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余里，有两条道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径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

刘锦棠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乘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阿古柏的军队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

达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情报，坚定了攻城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棠把俘获的敌人押赴肃州大营，但对被胁迫附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后，刘锦棠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都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都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棠大军进入库尔勒城后，发现已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棠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

抬棺出征，收回伊犁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尽管左宗棠对清政府靠外交谈判索还伊犁有些看法，但也无力改变朝廷的主意。崇厚是个胆小平庸的人，在俄国的恐吓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战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纷纷要求处斩崇厚，废除条约。西北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奋，刘锦棠认为：“非决战阵，别无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愤怒地说：“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因为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朝廷在崇厚回国后，将他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的战守事宜。左宗棠调兵遣将，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复伊犁的策略。

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经略西北已经10多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由于水土不服，他全身长满风湿疹子，奇痒不止，夜里难以入睡。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3天后，左宗棠到达玉门关。他不仅不觉得寒苦，反而兴致很高地说，自己虽然比不了年轻人，但这次为国效命，“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与此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

然而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决意一战时，朝廷却动摇了。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脚。加上李鸿章请来英国人游说，清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伊犁问题。当时，力主收复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清政府严惩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政府动摇了。

1880年8月，朝廷的诏书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调他赴京任职。而当时，左宗棠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国前一年遇到灾荒，又刚刚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国内很困难，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增兵只是虚张声势。左宗棠气愤至极，因为收复伊犁的理想可谓功亏一篑！但他又无可奈何，在给儿子的信里，他感叹说，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况，却混淆国事，“为之奈何”。

虽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推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里的俄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急忙找到曾纪泽，问道：“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可能会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这样？”曾纪泽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格尔斯赶紧说：“中俄两国要是为小事打起来，实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虽然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所签的条约，中国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与俄国签约的当天，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虽然左宗棠全复疆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确实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左宗棠新疆谋略：抬棺西征收复国土 建省设县利民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