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笔端下的“中亚”范畴变化

概念共识：中亚认知的主体性基础

当代是一个寻求共识的时代。作为一个至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同界定的区域，中亚在历史和当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边界的模糊性而被忽视，同时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认识一直处在一种“黑洞化”的状态中，也就是说，这一区域一方面像传奇之地一样始终吸引着我们的兴趣和目光，另一方面则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对于这一区域的美好想象，这是一块希望与失望并存之地，也是一块魅力与斥力并行之地。[17]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始终在发生着变化，很难说存在着一个认识领域的全然不变的中亚形象，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所指涉的具体内涵的认知也就很自然地会出现变动，而这种变动又进一步影响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更大范围内的周边与外域的认知，并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中亚认知中的动态性，这种动态性既蕴含着区域层面上的变动不居，同时也涉及当时生活在这片区域上的人群的运动流散。

此外，由于中国在历史上与中亚一直存在着密切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且长期以来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形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西域”认知，近代随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强势渗入而出现了认知领域的近代转型，对中亚概念及范畴的认知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现当代中国对于中亚的整体认知。因此，在重新面对中亚与中亚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中亚认知中的语境问题，尤其是中亚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关联性问题，这是中国的中亚研究与欧洲中亚研究、美国中亚研究、日本中亚研究等不同的地方。

随着历史的演进，近代地缘政治中日渐崛起的民族国家结构及其边疆-边界的明晰化，使得近代中国知识界在看待和认识“中亚”的时候，一方面往往将其与传统的“西域”认知联系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则往往较之“西域”有更明确的外域或外国的认知，从而形成更具有边界性的、中国之外的“中亚”概念和范围认知，这种认识随着对苏俄/苏联中亚政治与经济形势的介绍而日渐清晰，最终又发过来使形成了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界限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形塑了当时和如今中国西部边疆及其社会、群体的边界与样态，影响了我们对自身内部边疆及其社会运作的认知与理解，进而更为清晰地界定了对于自身国家——中国西部范围及其西部边疆社会的认知。可以说，从历史角度而言，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纳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

梳理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过程，是一个确立概念共识的过程，理解了“中亚在哪里”的问题，了解近代中国人的中亚视野，将使我们对于中亚在欧亚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有更具全局性的把握。这不仅是中国当代确立周边与外部认知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认识和面对这一区域时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这种认知也将反过来启发我们对于中国相关议题本身的思考与认知。认识中亚，也是在认识中国。

作者：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7年2月刊

注释：

[1]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2] [17]参见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Studies in History，no.1(1992).

[3] Denis Sinor, “Rediscovering Central Asia”, in Diogenes, no.4(2004).

[4] [5]《万国公报》（上海），1879年第11卷第530期，第20〜23页；1879年第11卷第542期，第22页。

[6]《时务报》1898年第62期，第21页。

[7]《知新报》1899年第88期，第6页。

[8]《政论》1907年第1卷第1期，第91〜93页。

[9][10]《外交报》1907年第7卷第1期，第19〜21页；1908年第8卷第23期，第13〜14页。本文译自《东京日日新闻》，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四日。

[11]《地学杂志》1911年第2卷第11期，第18〜20页。

[12]《译刊》1940年第1卷第1期，第59页。